下等婚是什么意思
在合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情况的出现，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许并不会发现婚姻后的生活会出现哪些问题，但是合婚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参考效果，如果八字合婚时出现了下下等婚配，那么会有什么影响，在一起好不好呢？
下下等婚配解读
下下等婚配是合婚当中最糟糕的一种情况，需要尽可能的避开或者另取良缘。在婚姻配对情况中，可以分为上、中、下等婚姻三种。其中下等婚姻是将就，很多人嫁给了将就，发现婚姻里其实没有甜蜜，没有幸福，只有哭不完的眼泪和受不完的委屈。如果嫁给了下下等婚姻，那么在今后的婚姻生活当中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不建议合婚。
判断下等婚歌诀
男木女土不合心，夫妻吵闹不安分，
出外交易费口舌，二人之间各存心。
男木女金不相配，分道东西头不回，
结合一处不长久，老来对面不相会。
男水女火不成双，水火相逢似虎狼，
男火女水似可成，有事钱财受损伤。
男水女土不相配，夫妻言语争斗强，
生儿育女多辛苦，互相体贴保吉昌。
男火女金也不良，二人针尖对麦芒，
男女到老无依靠，离合悲残悔断肠。
男土女木似不昌，夫妻相克不妥当，
家宅不安儿女少，财来财去贫穷相。
合婚下等的影响
1、下等婚配的人走在一起会坎坷一生，就算不是所有方面，但是在某一方面一定是不合适的，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三观不合结婚后出现感情矛盾等问题，在生活习惯方面都不一样，会出现很多纷争。
2、下等婚的人结婚了，两个人的运气会变得非常差，两个人既然能够在一起，一定是因为真心相爱，感情很好，那么就会出现运气差的问题，就比如一辈子无法获得财运，总会出现倒霉的事情， 2个人在一起总是出现许多的矛盾，最终出现的结果很糟糕。
下下等婚配是指什么
作者：叶萍（西南政法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彩礼在古代称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从西周时期始，关于婚姻的缔结便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规范：
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从社会风俗来讲，婚姻不遵从父母之命，没有专门媒妁的提亲，是会被整个社鄙视的，这样的结合不被认可。
二是男方需要向女方纳聘财。据《仪礼·士婚礼》的记载，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财，下聘意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婚姻的仪式感倍加重视。《白虎通义·嫁娶》明确指出：“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除纳征执布帛外，其他五礼都需执雁而行，大雁代表着婚姻的坚贞不渝，这便是后来的奠雁之礼。“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逾越也。”
清代梁永康在《冠县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下聘之礼：“婚期前日，男家具仪物送至女家，曰通道路，喜盒二抬或四抬八抬不等，内盛首饰、布正、糖菜、干菜及酒肉、生鸡鹅类，取纳采奠雁之义，女家亦送妆奁，皆由贫富而有厚薄。”除去首饰，还用鹅代雁取古之奠雁之礼，可见传统婚俗对中国影响之深。
彩礼在周甚至周以前相对比较简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彩礼也开始“水涨船高”。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这样介绍当时普通人家的彩礼：“一飨之所费，破毕生之本业。”通俗地讲，就是拿彩礼的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一家一辈子攒下的钱就没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说明彩礼之高。同样,《汉书·王莽传》记载：“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可见，哪怕皇帝娶媳妇也要很高的彩礼。
唐代将聘礼作为判定婚约关系存在的重要物证。《唐律疏议·户婚》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在没有婚书的情形下，将男方下聘礼，女方受聘财这样的社会通俗做法也视为法律上的婚约成立，某种程度上承认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事实要件。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写到：“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可见，下聘礼代表着婚姻的正式缔结。
聘礼除去是婚约成立的重要证明要件之外，也起着担保婚约履行的功能。在悔婚、妄冒（指婚礼中的冒名顶替等欺骗性行为）、违律为婚（违反法律的规定结婚）几种情形下，法律分别根据男女双方在婚姻缔结中的过失程度予刑罚处罚，以及规定过错方返还聘礼或不追聘礼。对于女方悔婚，《大明律》甚至规定女方需“倍追财礼给还”，即将“财礼”双倍返于男方。这里的“财礼”一定程度具有成婚定金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法律对聘财的认定标准相当宽松，对聘财的形式及数量并无严格的限定。如唐律中“聘财不拘重轻，但同媒约言明纳送礼仪者方是。”重要的是在形式上完成“纳征”之礼。“‘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立法者的意图非常明确，聘礼不以钱物多少为限，只要双方具有以此作为聘礼的共同认识，即为法律所认可。对聘礼的具体形式，法律并未有明确限制，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物。聘礼不论财物多寡，不论礼物之形式，但是聘礼又需要庄重雅致，以表达对婚姻的尊重。这就是唐律所说“若乡间为货之物，如巾帕之类，不得即为聘财。”
彩礼源于婚俗，而后定为制度，彩礼不仅是婚约关系存在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婚姻缔结的担保。古代法律一开始对彩礼没有数量和形式的硬性规定，立法者肯定的是聘礼这一古老的婚姻仪式，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感。但是，由于妇女在传统家族制社会中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体价值，传统的婚姻缔结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结婚对象的挑选并非基于情感，彩礼中的财产属性被放大，由此导致的女家待价而沽互相攀比不可避免。最终使婚姻演变为身份、等级、阶层、利益交换的较量。甚至产生最恶劣的后果，家长将女性明码标价视为婚姻市场的交易品，这种情形从封建社会漫延至初年仍然不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法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男女两性个体独立且平等的现代婚姻法制破除“父母之命”的结婚前提，将两性“婚姻自由”视为根本原则，婚姻中的家长意志被剔除。婚姻自由意味着婚姻的缔结不受任何人干涉，法律更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传统婚姻中彩礼对婚姻成立的担保价值也不复存在。时代发展，两性婚姻的缔结应当在基于个体独立的基础之上，回归其情感价值。“鸿雁于飞，肃肃其羽”，彩礼的意义也需要回归其仪式感的价值定位。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5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